中国人追捧海外食品的背后，是食品安全监督“双标”的宿疾

一场由中央最高层推动的“三同工程”正试图改变中国良莠不齐的食品内销市场，不过，在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上，旧系统的阻力和冲击仍然很大，海外扫货潮或许还要持续。

中国生产的高性能电饭煲，不在“出生地”销售，还要自己吭哧吭哧地背回来；一双国际大牌运动鞋，“漂洋过海”买回来的比国内买的更耐穿；境内企业生产的牛肉丸，外销品质水准比内销高出一个档次；同款汽车出现质量问题，全球召回时唯独“中国例外”……

就连“3·15”晚会也曝光了日本核污染产地食品悄悄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包括无印良品等品牌的食品。虽然最后无印良品自证清白，但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我们是不是成了全球市场的“品质洼地”？中国消费者天天购买的“内销”产品能不能和“外销”产品享受同样品质？

一场由中央最高层推动的“三同工程”正试图改变中国良莠不齐的食品内销市场，打造一个与进口、出口食品同样安全、高质的小系统，最终改变整个生态。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这个工程甚至还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不过，在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上，旧系统的阻力和冲击仍然很大，海外扫货潮或许还要持续。

叶志平从事了33年的食品质量监管工作，结果成了一个吃什么都不放心的人。他家属于四世同堂，上有年近90岁的父母，下有一岁多的孙子。因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叶志平成了家里的食品安全官。

“我是怎么干的呢？首先我要挑选供应商，我只从摊贩那里买植物产品，绝不从他们那里买动物产品，因为我不放心。”叶志平说，他鼓动家里人多吃根茎类，少吃叶菜类，因为叶菜类更容易打药。买肉时候，他不从在摊贩那里买，只去超市和专卖店。买猪肉的时候必须要带肥膘，因为不带肥膘的肉十分可疑。买回来的东西，还要继续处理，“比如说我用臭氧发生器做臭氧水，把叶菜类进行消毒。买来的肉，要在水里泡一两个小时，然后焯水再进行加工。”

2016年3月16日，叶志平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自己这段经历。他曾在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认证处工作，深知中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疑虑重重。

食品质量监管人员都吃得“心惊胆战”，更何况信息缺失的普通民众。一位质检系统工作人员说，海外商品在国内热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与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有关，“比如进口乳制品和婴幼儿奶粉，大家普遍认为新西兰等地品质好，再加上之前牛奶中的三聚氰胺事件，大家肯定更倾向于国外奶粉”。

此外，中产阶级的崛起也给这种海外爆买增加动力。“不同的机构统计数据不一样，最乐观的一个机构说，按照欧盟标准，中国已经有将近2到2.5亿人达到中产阶级水平”，国家认监委注册部处长黄斌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才3亿人，差不多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内买不到高质量的商品，人们只好买国外的。

检验检疫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最近几年进口食品数量增幅很快。以宁波口岸为例，2016年1-10月，宁波口岸进口食品批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6%。

3月13日，泰国曼谷，大批中国游客举着国旗蜂拥到泰国免税商店KING POWER扫货，又成为热门新闻。

钟建辉曾是这股海外采购热潮中的一员。只要是出国，他都会在机场的免税店把烟和酒这两项指标用完，此外，还会帮朋友捎带各种化妆品。他渐渐发现免税店是门好生意，并开始行动去泰国布局免税店。

市场调研期间，他常去泰国机场的免税店KINGPOWER蹲点，每天分三个时段：早上、下午、晚上。他发现泰国机场免税店是每个旅游团的必经之地，甚至已经成为“景点”之一。旅游团大约会停留个半个小时，来自国内的游客便会大肆扫货。

“除了价格占优势，外销产品在质量上更好，因为外销产品是双重甚至是多重质检标准。”钟建辉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因为除了要满足当地国家的进口标准外，还要满足一些供货集团的采购标准等。”

同是长在一个菇房里的白蘑菇们，也面临着不同的检验标准。江苏裕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灌）有四栋菇房，种的都是白蘑菇，又白又圆的蘑菇头铺满六层种植架。早晨七点多，400多个工人就进入菇房，走到种植架前，看准个头大的蘑菇，一把采下来，放进采摘筐里，每天会从这里采下80吨白蘑菇。

在进入几十米外的冷藏仓库前，这些白蘑菇还要经过公司的抽检，“主要是感官方面的检验”，裕灌旗下食品公司副总经理卢忠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抽检合格的批次中，有一部分会制作成蘑菇罐头，出口到欧美国家。

1月20日之后，裕灌有了新变化获得供港食品资质批准。一旦成为供港企业，公司受到的监管力度就不一样了。“原则上来讲，公司每向香港发一批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都要来看。”卢忠强说，以往内销食品直接出厂发到供销商或者商超就可以，但供港食品不一样，发货前要向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备，到发货时间，检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抽检货品的质量。

除了发货时检查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会对企业进行常规检查。“提前差不多半个小时通知”，裕灌品管部经理张世彬向本刊介绍道，“包括原料、种植机制、土壤等等，他们都会抽检。”虽然内销食品也会遇到食品监督部门的检查，但“出口食品的检查频率肯定是高多了”。

这些检验工作由华从伶及其同事完成。华从伶在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安全监管处已经工作六年了，主要工作就是进出口食品的检验检疫。据他介绍，供港食品的安全监控，从这家企业申请资质时就开始了。“企业申请供港资质备案时，要提交各种管理制度，比如有毒有害管理机制，生产过程中用药情况怎么控制，销售使用记录等等，就是它的整套管理体系。”华从伶说，除了企业出口之前定期监管，检验检疫部门还会定期核查企业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正是这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监管机制，才使得供港食品合格率长期达到99.999%，香港前任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谈及这个数字时曾说：“这在全世界都很难得”。

其实，不止供港食品。据质检总局的数据，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多年来保持在99.94%以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而据《人民日报》报道，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在90%左右。

五六年前，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一家国内企业调研。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猪肉制品企业，以内销为主，同时也做出口加工。代表团看了出口的生产线后，非常满意，当时提出顺便也看一下内销食品的生产线。

陪同调研的官员当时就让企业拒绝了，“我说你打死也不能（让他们）看。”要知道，国内一些食品生产商的出口和内销食品是在不同生产线和车间生产的，甚至出口厂和内销厂人流物都是分开的，出口工厂工人穿的衣服也不一样。“简单来说，你这个工厂敢不敢拿给普通消费者去看？人家看你的生产过程，还敢不敢吃你的东西？这个就是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最大的差别。”

这些新加坡人最终也没有看到内销厂区的内部。“管理非常不规范，产品都堆在地上，哪行？”当地官员找出一大堆理由说服对方，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哪怕出口不做了，内销都不准让他看”。

到底为什么出口和内销产品要实行双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成本问题。据卢忠强介绍，裕灌为了使罐头能够达到欧洲安全标准，他们进口了一台X光机，只是为了检查罐头里是否有玻璃屑。单是这套设备就要两百万——国内一家小食品厂的年利润可能都到不了这么多。如果内销食品达到出口水平，“成本至少要提高30%到50%”。

另一个原因在于监管不同。据业内人士介绍，出口检验检疫队伍，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着手进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管理体系，而内销食品的监管问题，却是最近十来年才开始爆发的。更何况，国内的食品、农产品经营单位有200万到400万家，而出口企业是2万家。

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伟也指出，出口食品监管和内销食品监管的队伍配比，相差“非常惊人”，他认为，中国目前是没有办法把所有内销食品、农产品生产企业都按照出口标准来监管的。

坊间传闻，中国质量最好的食品都卖给国外了。更荒诞的是，很多人出国采购，买回来的商品其实都是中国生产，这些商品从中国出口，绕了一大弯又回到国内。

最先看到这一强需求“怪圈”的是企业。看着国内消费者对海外食品需求越来越大，做食品出口的国内企业也开始关注内地市场。黄斌甚至在网上看到一些更极端的情况：有些出口企业做内销，设计一个透明包装袋，把出口国外的产品直接放在里面。外面是中文标签，撕开后里面还有一层包装，跟外国的是一模一样。

很快，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质检总局视察工作时，提出一个要求：质检部门要促进出口企业向国内消费者也提供同质量的产品，这些内销产品要和出口产品在同一生产线、按相同的标准生产，达到同样的质量水准。这就是后来的“三同”工程，同线同标同质。

除了这次调研，李克强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及“三同工程”。3月5日，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及2017年要扩大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

“总理可能看到一些信息，他也掌握（国内消费者出国买中国制造）这个情况。”黄斌说，正是在总理李克强的推动下，国家质检总局经过调研，决定直接复制出口食品的生产管理和监管体系，所有打算以“三同”名义销售的食品，都必须保证与出口食品来自同样的生产车间、同样的生产线，由同一批工人操作。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消费者在国内也买到和国外相同质量，甚至质量更高的食品。

在国家质检总局推动下，“三同”认证体系和“三同”食品销售平台成立。想要加入“三同”平台进行内销的企业，首先要有切实的出口货物，这一方面是保证其产品质量经过国内出口监管体系的把关，同时也保证这些食品得到国外监管体系的认可。接下来才是进行“三同”认证，此外企业还要进行自我声明。“你要自我声明产品符合三同的条件”，黄斌说，监管部门会去查证这个声明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诚信，否则就会取消认证。

从去年5月正式启动三同工程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家食品出口企业进入了这一平台，“今年我们会把企业数量扩大到2000-3000家，并保证入驻企业的产品质量。”黄斌说。与此同时，还有十几家企业被取消资质，原因有很多种，如出口备案资格自动失效，经检查，一年内没有实际出口等。

在叶志平看来，退出机制是“三同”工程的重要一环。“我们有一个坏毛病，准入卡得很严，出来后根本不管，”叶志平说，“如果国家卫监委取消它的认证，那么它的上线资格自然取消了，上线期间，企业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质量问题、诚信问题等等，或者接到消费者投诉、顾客满意度没有达到要求，也可能会被暂停，会被下架。”

目前，三同产品也得到一批消费者的认可。“像罐头行业，去年整个行业大概内销增长两三百亿，原来大家觉得罐头都是不健康的，但实际上罐头是最健康的，真正的罐头不需要添防腐剂。”黄斌说，当然，增长并非只有“三同”这一个原因，但至少让原来做出口的企业看到机会，也令消费者多了一个选项。

不过，出口企业做内销也并非易事。“内销现在有个问题，主要是价格竞争，你卖便宜货，我更便宜，恶性循环，整个产品的品质方面就不保证了。”卢忠强说。如果按照出口食品的标准来生产，企业需要在生产线等硬件和职工培训等软件方面同时投入，这样算来成本至少会提高30%左右。

黄斌也承认，这是“三同”工程面对的难题之一，“打价格战，好企业全变坏了。内销企业有其价格优势，因为它管理成本低，我们去调研了一下，你看出口香港的猪肉和内销的猪肉，它的成本差异在30%到40%”。

有一次，黄斌去江西一家小龙虾厂调研，这家企业同时做内销和出口。北欧企业开出的价格远比国内要低，但他们仍然把最好的小龙虾出口到北欧去。“为什么企业还愿意出口，不愿意做内销？”黄斌调研之后才发现，北欧的合作伙伴，每年会在生产开始前，就付三分之一定金，等到货物装船出港，另外三分之二货款就能到账。但国内商超，非但没有定金，发货后付款都非常慢。所以有一些企业愿意做出口，“虽然他利润很薄，但是他的回款有预期，而且回款比较快”。

市场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政府强力对市场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已经远不如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中央的力推，有质检部门的保驾护航，但“三同”这场试验仍然面临着来自旧有体系的巨大阻力。“我们只能去倡议、去引导、去鼓励，但是我们也左右不了。”黄斌说。

“中国商业环境的惯性非常大”，黄斌说，与推行“同线同质同标”相比，更难的是建立市场的信任。裕灌生产的内销鲜蘑菇，一直很难打入北京市场，因为消费者更认可那种水洗过的蘑菇，看起来更干净，水灵，而且价格也比干一些的蘑菇要便宜，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水洗过的至少90%以上肯定要加药。”卢忠强告诉记者。

越是这样，政府就越要保护、支持那些好的企业。“企业不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要创造效益。”黄斌说。因此，“三同”工程能不能扩大其影响力，关键要看能否让这些优质的企业获利。“我可以先叫我的‘小圈子’玩，这个‘小圈子’的人都得到利，再利用这个‘小圈子’变成‘中圈子’，最后变成‘大圈子’，就改变了整个商业生态。”